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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社會不平等 陳東升:將是未來施政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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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3-28 14:16:31 聯合報 台大社會系教授陳東升/口述 記者何定照/採訪整理

陳東升(左)曾任蔡英文教育小組召集人。記者黃威彬/攝影
陳東升(左)曾任蔡英文教育小組召集人。記者黃威彬/攝影

改善社會不平等 未來三利多

我認為台灣的社會不平等問題,未來應有機會改善,這可分三方面來說。

首先,新政府溝通與執行方法可能會與過去不同。近年馬英九政府諸如油電雙漲、證所稅等政策,雖可說立意良善,但都因組織與結構太封閉、堅持己見,跟公民團體等落差太大且缺乏溝通討論,自覺與反省又不夠,終因時機判斷掌握不精準、在錯的時機用錯的方法推,導致失敗。

馬政府和民進黨新政府在目前看來最大差別,就是民進黨在過去失敗八年中,充分理解與公眾溝通討論的重要性。我雖沒法預測新政府能否改革成功,但從台北市政府現任市長柯文哲對注重公眾意見、開放參與的積極度,成為和前任市長郝龍斌最大的差別,可預期這將也是馬蔡政府最大差別。

柯市府盡量做到公開透明,讓公民有機會參與決策,包括預算視覺化、公民參與委員會、市長避免跟利害團體私下餐敘、乃至局處長行程須登錄等措施,都讓市府能連結公眾意見與想法。

中央政府也該時時警醒自己是否跟公眾可溝通,是否在對的時間點推政策,切忌硬推,否則就易變成推的政策只有自己覺得很好、很重要,各界反應卻不好。此時若不回頭反省哪裡做錯,甚至還夾雜權力算計,就更不妥當。

傳統框架改變 藍綠對立bye bye

未來改革可能成功的第二個原因是台灣政治基盤的改變。

以這次總統大選投票結構來說,三十歲以下占百分之七十四,高過平均投票率百分之六十六,比起過去三十歲以下只有三、四成更大幅提高,顯示年輕人透過社運、投票關心公共議題者大幅提高。

我覺得這就是近年台灣社會出現一種動能的表現。人們開始會在重大議題發生時透過社運表達意見,比如反服貿等。

之前的政府就是因為沒注意社會不平等問題,結果導致社運。這些社運除了擋下當時問題,更讓原先不那麼關注政治的人都開始關注這些議題,影響世代對公共事務參與的意願,進而影響前年縣市長選舉及這次大選,乃至影響不同政黨及政策走向,包括政治權力的分配如不分區立委的排名調整。像這次大選各黨提名的不分區立委,排名前面的並非依傳統具財富和政治資源者,而是不少具有社會正義背景,就反映選民偏好。

這種種都顯示,台灣民眾已不只是藍綠對立,傳統藍綠的框架在改變。非常堅定的藍綠基本盤近年已降為百分之十五、二十,中間選民有五、六成,年輕人的藍綠分野更不那麼堅定。

高齡化社會 加速改革迫切性

在這種轉變的政治結構中,年輕人對公共事務比較積極參與,對他們來說,他們就是生活在台灣的居民,藍綠區分不那麼重要,關鍵在於政黨是否認真回應這些需求,因此像周子瑜事件也看不到什麼藍綠分野。

台灣社會不平等問題的迫切性,也可加速改革成功。台灣社會在未來四年內人口老化急速,財政將更難以負擔,改革變得更迫切且必要。

年金改革、長照計畫過去為何無法落實,主要是因政治考量,例如考量政策會影響哪些團體、是否影響政權維繫等。民進黨雖於二○○○年執政,但在國會是少數,國民黨二○○八年執政後,則基於軍公教人員等政治基盤考量,未積極從事年金改革。民進黨現在既然已完全執政,對社會不平等的改革應會更積極。

怪民眾不配合…… 政府應先自問

在進行改革時,政府一定要與民眾充分溝通。以漲電價來說,如果決策過程像黑盒子,民眾經濟狀況又不好,政府卻貿然決定漲電價,結果民眾發現電價補貼都給耗能大產業,這些產業還可免稅且大賺荷包,也不加薪給年輕人,不反彈才怪。

我向來認為,政府施政如果不受民眾支持,與其先怪民眾,應先想是否自己沒做好。施政本來就很難人人滿意,如果眾多問題中解決一個,就至少會有百分之二十、三十民眾支持。

參與式預算 提升公民的責任

在改革社會不平等的過程,公民也須盡義務,這首重積極參與公共事務,且應秉持公眾利益而非個人利益。這也是為何我和一些團隊從去年起開始推參與式預算,目前在台北、新北、桃園、台中、台南等多處都已有多處實施或推動中。

至於如何改革社會不平等,我認為須從政府制度、企業、教育三方面著力。制度改革包括稅制、社會安全與支持制度(包括年金)、社福制度、勞動制度等。

在企業方面,我認為企業在累積相當利潤後,也該體認必須提供年輕人才好的生活條件和環境,讓他們願留在台灣,畢竟年輕人若放棄耕耘,現在中壯年者退休後也得承受苦果,日子不可能好。就台灣現況看來並非所有企業只考慮自己,有些也會考慮共善與公益,政府應跟企業公開透明溝通,盤點哪些政策有助企業,也讓企業了解回饋台灣社會的重要性。

世代已差異 教育別用老方法

在教育改革方面,我們必須注意到,現代年輕人和以前如我那代的年輕人已出現巨大反差,不能用同一方法。

現代年輕人從出生到念大學物質資源相對充裕,也受父母支持,甚至小時就有機會出國擴大視野,卻在畢業後立刻面對薪資差、職業變動劇烈、未來可能性低的環境。然而我那代年輕人,大學前雖辛苦,畢業後卻可做同個安穩工作,「前挑戰、後穩定」的狀況和現今年輕人剛好相反。

在這種差別下,老師不能再用過去方式指導現代年輕人,應改以支持態度與他們共創機會。例如年輕人在時代轉變下須累積能力,教育環節就該提供相關課程,讓學生紮實學到東西。如此除了傳遞知識技能,更重要的是傳遞「師生一起努力面對問題」的訊息,畢竟學生若沒法在教育過程學到如何發揮潛力,畢業後就會認為學校在欺騙他們。

推動跨世代共和 未來大方向

有些人會指責現代年輕人不努力,但我認為,不如將以上三者都做到,再來指責年輕人。面對巨大世代差異,掌權者包括老師等,都該讓年輕人感到跨世代共和。

台灣民選總統邁向二十年,若從台灣解嚴開始算起,台灣民主化更已三十三年。我認為這些年來,政黨一再輪替,正是民主制度可貴所在。民主政治也許無法預防社會不平等,但一旦發生社會不平等,在有不同政黨競爭情況下,在野黨就會提出改善訴求。

民主政治是否造成不平等,答案其實是開放的,因為關鍵在民眾如何落實、運作。如果民主政治只是少數資源擁有者操控選舉,參與者都是擁有資源者透過正當或不正當方式當選,通過的政策都是為了自己利益,如此民主就只會鞏固少數人權益。

政黨輪替 顯示台灣民主可貴

當然,台灣在這過程中有得有失,但台灣的民主證明民主在華人社會可行,已是台灣重要資產。在台灣,民主顯然很活潑、很有彈性,像民進黨這八年前被打到底的政黨,竟可以再起、還可容納不同意見者,擴大開放參與,我認為這都是台灣民主政治發展的重要指標:台灣的民主年輕鮮活,不是一灘死水,並非少數政黨可以操控。我大膽預測,政黨輪替後,社會不平等將是未來施政主軸。

民主制度當然不完美,但它提供了改變的管道,讓政府若沒積極處理民眾關心議題,就不會得到支持,這正是民主制度的功能。否則我們也沒更好的手段,讓民眾和有權力的人之間距離縮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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