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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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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宛如:「食物革命」的主詞跟受詞為何?

「消費決定地球的物種,也決定未來世界的樣貌。」生態綠創辦人余宛如堅定的說著。近年來,在飲食全球化的消費體系底下,對身處台灣的我們,自然無法倖免。尤其以食物安全為首要的食物議題,從毒澱粉、毒油以及農藥殘留以降,台灣消費者站在看不到結束到來的此時此刻,除了表達憤怒、呼籲企業重拾良心以外,也有一群長期關心食物倫理與投身公平貿易的年輕人,不斷透過書寫與出版、巡講與座談,甚至挽袖打造品牌與通路經營,嘗試將國外行之有年的「食物文化」介紹予台灣。在食安危機的背景音中,台灣社會該如何看待食物教育、食物倫理,以致於能達成「飲食革命」?

推動食安教育的問題意識

如果說,「食物教育」在台灣發起的關鍵轉折是危機重重的食物安全,那麼與各國比照,未免顯得格外蒼涼。余宛如指出,以英國為例,食物教育起於高社會意識與參與的公平貿易(fair trade),義大利則是起於相對速食的慢食反思,法國則是以廚藝與藍帶做為一脈相承的飲食識別象徵,這些國家不若台灣發起食物教育的背景為食安危機——像是試題測驗,希望以教育做為食安危機的解答——多了一些關乎食物本質的人本思維,包含人與土地、人與環境、人與傳統,以及人與社區、與協力合作等面向上的思辨,而我們則是用以做為「對抗食安」的積極手段,在這樣的文化比對下,余宛如擔憂台灣的飲食革命將因此一問題意識,而窄化了各式「食物教育」的論述空間,進而使「對抗食安」成為食物教育的主旋律。

此外,余宛如指出,目前台灣的食物教育多為社會企業與關注環境保育的NGO團體做為發動的引擎,而台灣政府將「食教」落實於國民教育體制中並不夠主動,但余也提出另一種反思的觀點,認為即使列入國民教育的教材之中,但面對現行以考試做為評量方式的鑑測制度,將使食物倫理與教育成為僵化的教條與守則,食物教育是一種觀點性的思考,而非是非題的斷然選項。

若以學校教育來說,例如法國或是英國會邀請廚師、小農到學校教導學童認識食物,並辨識不同產地食材的不同口味,訓練學童味蕾的敏感度,並且藉由對不同食物的認識,瞭解該地區的地理、氣候與特色,這也是多元食物下的多元文化學習過程。然而,這套教學方式若置於現下的台灣教育現場,仍有許多亟待解決的文化差異問題,例如國外的食物教育是延續性且系統性的訓練,而台灣常見的情境則為「體驗性」的活動,雖然立意良好,但未能將體驗後的感觸加以擴展,對於食物教育本身也只停留在「當下」的感受,未能成為一套知識系統。

通路的社會責任

提倡食物倫理與教育也並非消費者與企業點對點的單向模式,在消費體系中,通路如何扮演「教育者」的角色,對台灣的消費者而言則又是另一段新奇的認識。在台灣的食物消費情境中,「通路」的角色經常在食安事件中以落難者的身份現身,但在追究其社會責任上,則又是是經常性的「缺席」。余宛如以她在英國Co-Op超商消費的經驗為例,指出該商場透過店內廣播,教育消費者關於公平貿易的基礎知識,同時更主動提供公平貿易產品更多的上架空間,相對於台灣通路經常以促銷或買一送一的優惠方式誘發不必要的購買行為,英國的經驗,讓她重新定位了通路介於「供給」與「消費」間的另一種意義角色——即是另一種教育的現場。

台灣食物教育的單位與企業

台灣發起食物教育的背景為食安危機,令余宛如擔憂會將議題窄化。 攝影/韋麗文
台灣發起食物教育的背景為食安危機,令余宛如擔憂會將議題窄化。 攝影/韋麗文
透過一套制度的設計,我們可以引導更良善的互動模式,並進而型塑文化的面貌,余宛如以大英國協的威爾斯政府為例,該政府資助而成立的成立了「威爾斯浪費認知」(Waste Awareness Wales)組織,倡議家庭妥善規劃購物清單,透過飲食規劃,煮食恰到好處的分量。並且透過文宣,鼓勵居民「愛自已的剩食」,並對各種食物的保鮮與存放,提出精確的建議。根據該組織的統計,避免食物浪費不僅可以保護環境、減少垃圾的掩埋,同時每個月還可幫每個家庭節省五十英鎊的支出。,她進一步指出,政府在落實食物教育上的角色責無旁貸,若我們只關注在如何對付食安的議題,那我們在面對食物教育其他關懷的議題視野上,將無法看到更多更廣。

余宛如提醒到,在台灣,很遺憾的並無這樣的教育與政策化的引導,目前皆由主要幾間大學的老師以專案的方式實踐為主,例如東華大學發起綠色廚房的宋秉明教授,推展在地飲食教育與公平貿易等;又如在企業的參與上,上市公司豐藝電子利用員工餐廳,以社群立量支持宜蘭小農,同時推動食物教育,多年付出與用心則為一例;以連鎖品牌來說,連鎖科普教育企業石尚,在台灣科普教育博物館、動物園等餐廳,推廣公平貿易教育與商品不遺餘力。以通路來說,頂好開始讓公平貿易產品上架,參與推廣,期待能在通路的改革中,激起浪花。

飲食革命在台灣的在地化語境

飲食革命的命題與其主張,在各國社會都歷經一段倫理辯證的過程,為什麼讓學童認識食材的來源是重要的?又公平貿易與工業化食品產業彼此的互補關係又是如何呈顯?又例如,食材的價格背後所訴說的又是一個什麼樣的勞動與成本的故事?而這些關於食物革命的脈絡與辯證的歷程對台灣而言相較陌生,我們可以發動食物革命,但我們必須反問革命的主詞與受詞為何,而又該如何將它在地化?

對此,余宛如指出,食物革命其實是一組「透明化」的想像與要求,我們透過對食物來源所指涉的經濟、勞動力、物流與文化的多元性等認識,進而學習人本的關懷與同理,如此我們對飲食革命才有屬於自己的專屬語境,並產生屬於台灣的論述與活動。

以台灣社會普遍對農村的偏狹論述為例,認為我們必須反省過去對農業的不正義認識,進而產生對農業與農村的懷舊隨想,有些社群甚至認為農村就該保留它的原貌、對於現代化的基礎建設則多予以否定的立場等,卻聽不見實際生活在農村、投入農業者的心聲……

如果米蘭世博對我們能有什麼經驗上的參照,或許這才會是我們對飲食教育的具體實踐。否則一場飲食革命,可能只會流於體驗式的派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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