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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天安門事件的真實紀錄,年輕人焦急地用板車載著兩位傷者送往醫院急救。 圖/劉香成攝影

六四天安門事件的真實紀錄,年輕人焦急地用板車載著兩位傷者送往醫院急救。 圖/劉香成攝影

六四天安門的血債、人性與希望

2019年6月4日,楊渡為報社專欄寫了一則簡短的場景:描述三十年前撤退的那個早晨,在槍口的包圍下,搖著白布的學生逐一去檢視破爛的帳篷,找出最後的學生,哭著唱國際歌,相扶相持離開廣場。直到那時,他才真正明白自己的角色:一個台灣記者,一個見證者,站在那個現場,站在大歷史的長河中,是的,不屬於任何一邊,只是一個局外人,不需要有人情的包袱,更沒有政治的背負。只是做一個安靜的記憶者。

「你怎麼會到廣場上呢?」我好奇的問。

原來,他今年二十八歲,江蘇人,原來在揚州當木工,希望來北京找工作多賺點錢,於是五月初,就和幾個學生一起來到北京,打零工幹活。有時住在親戚家,有時就住在廣場上。這也印證了我當初在廣場的觀察:有些外地來的工人把這裡當成了基地。天安門廣場的肅殺之夜,他在外圍直待到學生離開了紀念碑,還不願離去,就這樣,搶救了徐宗懋。如果不是他又背又拖送醫,宗懋早己被踩踏成重傷,在廣場流血致死;而如果不是同仁醫院的護士輸血,宗懋早已失血過多而死。

人民的天安門廣場

「那廣場沒了,你還有地方住嗎?」

「我可以去住親戚家。」木工說。

「工作呢?現在這麼亂。」我採訪過來北京打工的人,除了雇主家,大多數人在北京是沒地方住的,我擔心,木工也一樣。他說住親戚家可能只是一個託詞。

「打零工,幫人做做木工,這狀況,也無所謂工作不工作了。」他倒是看得開。

「那這樣吧,我請你當徐先生的看護,也拜託你照顧他,可以嗎?」

「沒問題。這幾天我來照顧他。」

先前與他談話時,我就明白他是很有骨氣、自尊自重的人,他願意拚死把宗懋送到醫院去,是一種道義;他一路照顧宗懋和其他病人的樣子,我知道他本性是很善良的。我也不知道如何報答,卻又怕他若走了,在這戰亂動盪的時局,一下子便消失在茫茫人海,即使留下他江蘇老家的地址也沒用,他是在外地漂泊的工人。所以我決定先把他留下來,用照護工作將他「留住」,再想個好辦法報答他。

幸運的是,他竟也一口答應了。這樣一來,我就放心了。

我還有新聞工作。北京發生這樣的大事,時局大亂,槍聲四起,多少大事,多少變局,要採訪報導,而那些我訪問過的知識分子,像嚴家其、李洪林,他們現在如何了,也要重新聯繫。報館的同仁趙慕嵩和郭承啟,都有採訪任務。沒有人能夠一直當看護,有這麼細心善良的木工在,我就放心了。

隨後,我拿出一筆錢給他,說:「你這幾天在醫院裡,家裡人會擔心。你先跟家裡報個平安,安頓一下家裡的妻小,寄點錢回家,你才能安心照顧他。」

「這個不必,我身上有錢。」他客氣的拒絕了,從口袋裡掏出十幾塊錢人民幣。

「家還是要安頓一下,發生這麼大的事,家人一定擔心死了。可人也要看護,就算是請你當看護的費用吧。」我笨拙的想說服他。

「不,就是看護也不需要。」木工沉默片刻,望著宗懋病床的尾端,小聲而堅決的說:「看護他可以,但這是絕不能做的。」

現在我明白,他是把「義利之辨」分得清清楚楚的人。

早在自己希望能回報他,請求他當看護之前,心裡就曾想過,可能這會傷害人們在天安門廣場互相救助的善心,但在毫無辦法可以報答之際,好像也只能這樣「庸俗」。更何況,我們並不住在大陸,一旦離開,天涯海角,再難有機會重逢了。我只能這麼做。然而,他終究毫不容許人們以金錢褻瀆了他的善意,堅持拒絕了。

最後,我只好說:「這幾天,醫院裡打針、拿藥、去買吃的給宗懋,都需要用到錢,你先幫我保管,以免宗懋臨時吃東西要用,錢不夠。而且醫藥費非常貴,也不知道什麼時候用到,我也不能常常在這裡。所以請你暫時幫我保管,該用就用,到他出院的時候,你再跟我結算就好。」這樣他才同意。

直到這時,我才想起來,他的名字一直記在我的小筆記本裡,可我太惶亂,沒能夠記住他的名字。現在悄悄看一下,我才放心的叫他「小邵」。他姓邵。

由天安門事件見證中國人民的人性與希望

隨著時間過去,宗懋竟開始喊痛。從頭痛、左肩痛,左手痛,到最後全身都疼痛。我特地請醫生來看,醫生做了檢查,並未看到大的毛病,反而高興的說:「太好了,他正在恢復知覺。會痛才好啊。」但這種意志力,簡直不可置信。此時,距離他在廣場中槍倒下去,才六個小時。

下午一時許,他醒了過來,身體彷彿好一些了。頭痛不再那麼劇烈,而左臂與左肩的疼痛仍劇烈,卻比較可以忍受了,他半意識的對我說:「楊渡,楊渡,我還有一篇報導沒寫完,這是北京採訪的最後一篇,我來口述,你來寫。」

他說話時,仍口齒不清,舌頭可能受了傷又縫合,動起來非常不靈活,語意模糊。我看他意識還不清楚,就回說:「不急,等你好一點再寫吧。」

然而,他頭一垂,立即又昏睡過去。看來他只是無意識的反射。

可無意識的反射還在想寫報導,這簡直跟昏迷中喊著「民主萬歲,自由萬歲」一樣,內化到骨子裡去了。不愧是記者魂。

回到飯店,我終於感覺到安全與鬆懈。已經兩天一夜未睡了,身體卻了無倦意。隨後,我想起該給家裡打一通電話報平安。電話號碼剛剛撥動,還沒撥完,我想起媽媽的面容,家人的樣子,自己就像罩著一層薄冰故作冷靜的堤防,在碰觸到家的、親人的溫暖的剎那,心中無可遏止地決堤,腦中陸續浮現出宗懋受傷的血泊身軀、小邵、護士、天安門廣場學生的哭聲與歌聲,路上的彈痕與血跡,奔逃的市民的腳步,成排的子彈掃射……,絕望與希望,哭泣與離別,一幕幕,在心中閃動,我終於丟下電話,忍不住趴在桌上痛哭失聲。

從十四歲初中二年級母親開始為父親的票據問題而開始逃亡的那一夜,她交代我要堅強照顧弟弟妹妹、照顧年邁的祖母和家庭開始,我就一貫以倔強和好強在壓抑自己,面對艱難世道,十幾年來未曾落下一滴眼淚,即使高中病得住在加護病房,骨髓發炎高燒幾乎死去,都不曾哭過。甚至在廣場學生撤退的時候,都強忍住。然而此刻,終於忍不住了。

在北京的痛哭,竟是成長以來的第一次。

擦乾眼淚以後,洗一把臉,我給家裡打一通電話,只簡短說:「請放心,我已經回到旅館了。一切沒事。明天看到報紙不要怕,這都是我在旅館裡寫的。人平平安安的。」

宗懋採訪過不少國外的戰爭,了解國際局勢,我採訪過台灣一九八○年代的社會運動,介入甚深,兩個人的角度不同,總是互相爭論,互相印證,有時爭得面紅耳赤,有時互證得會心微笑。

宗懋和我的個性有很大不同。他堅毅果斷,敏於行動;我比較感性,喜歡沉思而容易陷入悲觀。像今天早晨,當我從廣場回來,一想到國家機器對人民開槍,又想到學生本該可以撤退,卻退不走,最後導致這樣的悲劇,我想到自己的無能為力,想到人性的盲動激進,想到學生在廣場都還沒有革命成功,就內鬥不已、貪汙內耗,對世界與人性、革命,感到絕望欲死的灰心。

也幸好他回來了,我們一起寫號外新聞,再赴廣場看最後的清場。

也正是他的受傷,把我帶到了醫院,看到中國人民的人性。在那血泊苦難的醫院裡,不管是學生、工人、記者、市民、死難者家屬、醫生、護士,人人都抱頭痛哭,共同面對苦難。

這個苦難的民族啊,遭逢這樣大的災難。然而,這個民族會讓人掉淚,也會讓人在痛哭後堅強起來。正如小邵、護士、醫生所做的那樣,默默的、隱忍的、堅強的繼續工作著。

我一定要寫下他們的故事。讓人們知道,在底層,在民間,在最絕望的時刻,還有最後的人性與希望。

北京醫生:這血的代價要由誰來還?

六月六日,我與救治天安門廣場上傷者的醫生在一家小小的快餐店裡談。

醫生約四十歲,看起來非常有經驗,穩重自持。然而,我未曾料到醫生竟在談到熟悉之後,交給我一篇他寫的稿子。

「我不是想出名,所以不要把我的名字寫出來。但是,這代表著一個醫護人員,在那一個晚上所看到的真相。我們在現場,看到那麼多的傷亡,再不說出來,外面就沒有人知道了。我們不能對歷史沉默。我在想,你們記者不一定能看到這些。」他謙虛的說:「我只是希望你能把我們醫護人員的心聲,傳出去,讓人們知道北京的真相。」

〈北京醫生的回憶〉

我是個醫生,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是我永生難忘的日子!也是我有生以來最悲痛的日子!

六月三日晚,我在下班的路上,聽到了成千上萬的人聚集在市中心的道路兩旁和每一個主要路口,並在十字路口處設置了路障。人們紛紛談論著「今晚軍隊可能要採取行動了!」「絕對不能讓軍隊進入天安門!」「北京市民要遭殃了!」聽到這些議論,我有些毛骨悚然。深夜十一點多,我聽到街上一片喧譁聲,緊接著一陣震耳的隆隆聲。我下意識衝到街上,清楚地看見一輛裝甲車以飛快的速度朝前開去,憤怒的民眾撿起路邊的石塊和瓶子,朝裝甲車投去。但無濟於事,裝甲車像瘋了一樣撞翻路邊中間的汽車,衝向長安街。平整的柏油路被劃下兩道長長凹凸不平的痕跡。過了一會兒,已經是零點以後,我聽到不遠處傳來可怕的槍響,急救車鳴著嗚嗚響聲,飛馳著向醫院奔去。此時,一種做醫生的責任感撞擊著我的心頭,我毫不猶豫地跑向醫院,投入緊張的搶救。

我看到有四、五個已經中槍的青年躺在床上,還有幾個被棍棒打傷頭部的人,都是血淋淋的。他們當中大部分是市民,小部分是學生。在場所有的醫生護士都緊張忙碌著。縫合、輸血、取彈殼……。當時取出的彈殼都是一種薄薄的形同金屬片,直徑約一.五公分。彈殼大都是射在肌肉層,很少有射入內臟的。

過一會兒,一位哭喊的婦女捂著正淌著鮮血的頭,在她丈夫的陪同下走進急診室。她的丈夫非常氣憤的說,他看到外面的情況不好,趕到工廠去接上班的妻子,在街上被擁擠的人群擋住去路。防暴警察手持帶釘子的木棍,朝著人群亂打。他趕緊向人群高呼「請幫幫忙,保護一下我的妻子!」當即有幾個男子手拉著圍了一圈,將他的妻子圍在中間。

然而無情的警棒偏偏向這位女性的頭部打來,就這樣,她的頭上出現了兩條約五~六公分深的撕裂傷。緊接著,類似這樣的傷者一個接一個被抬到醫院。在忙碌中,我仍然可以聽到外面的槍聲,而且越來越激烈。急救車似乎是在咆哮著奔向各個醫院。

這時一群人抬著一副擔架跑進急診室,一個女人緊抓著擔架嚎啕大哭。當我們檢查擔架上的傷員時,發現他的呼吸心跳均已停止了,瞳孔完全擴散。心內注射、心臟按摩絲毫沒起作用。在他身上,胸腹部有三處槍傷,傷口還在往外冒著血。

他,死了。而他的妻子似乎還抱著一絲希望地哭著,呼喚著他的名字!這時,我看了一下錶,已經是凌晨三點多鐘。

受傷的人一個接一個,大都是槍傷。他們當中有大學生、大學講師,還有站在各個路口無辜的市民。市民當中有知識分子、工人、孩子和婦人。我們不停的縫合,取子彈,堵傷口。

兩位大學生幾乎是同時被抬進來的,都是股動脈破裂,股骨頭被打碎,護送他們的大學生們,脫下了自己的襯衫或褲子,緊緊的勒在他們的大腿的根部以減少出血,儘管這樣,鮮血還是不停地從翻著的肌肉傷口湧出。

由於出血過多,他們很多表現出口渴,面色蒼白,血壓急劇下降呈休克症狀。醫生們大都是聞訊趕到醫院,因此很快將他們抬進手術室進行手術。

我們在取彈殼的同時,發現子彈的大小在逐漸升級。從開始的金屬圓片,到約二、三公分甚至四公分的銅彈殼。傷口在不斷的擴大,出血量也隨之增加。

又一位女性傷員被抬進來了。她是在醫院附近的大街上被掃射到的。她的小腿一片血肉模糊,經檢查小腿的左右側有兩個很大的窟窿,子彈已經穿了過去,腿骨已骨折,像這樣的槍傷越來越多,大批的紗布和繃帶從全院的各科室運到急診室。更重要的是,由於每個傷員都大量失血,因此都面臨休克的危險。

血庫裡的血已經用完,只好用代血漿來維持他們的生命。

平時常為一些小事發生爭吵的北京市民,在這種危難的時刻,表現出了極高的精神境界!很多市民爭先恐後的要來獻血,但是考慮到獻血前檢查身體的困難,我們只採用了一小部分身強力壯小夥子的血。

街道上倒下去的人越來越多。急救車已經供不應求!一輛急救車開進醫院時,我們跑去迎救,沒想到的是,五個血淋淋的肉體,幾乎是疊在一起送來的。當把他們抬下來的時候,從他們胸前的校徽上得知,他們都是大學生,有南開大學、北京大學、理工大學的。

送他們的同學說,他們是在天安門遭到機槍掃射的。這五名大學生中,當時已有三人死亡,其餘的二名我們全力搶救。他們全部都是胸腔開放性損傷,而且都不只挨了一槍。護士和他們的同學哭泣著,把死去的同學送到太平間。急診室亂成一團,滿地鮮血,到處都是叫聲和痛哭聲,人們幾乎都要發瘋了!

由於診察床和觀察室的床上都躺著傷員,後來再送來的只好放在地上搶救。我們所有的醫務工作者都流著淚水為他們工作。

這時人們又抬進來一位傷員,他是個工人,三十歲,看上去他的身軀非常寬大。他的胸前有五個大小不一的傷口,最大的約有五×七公分肋骨斷裂,胸腔開放,大量的鮮血不停的往外滴。

護送他的人當中,有一位是他負傷的目擊者,這位目擊者說,他是個英雄,當他挨了一槍之後,他沒有倒下,他的頑強和毅力使他衝向正在向其他人射擊的槍口,就這樣,他又中了四發子彈,凶狠的劊子手又狠狠地往他的胸前挑了一刺刀!儘管如此,他的精神仍然是那麼嚇人,送來的時候,他神智仍然是清醒的。

他說:「醫生,請你們一定要救活我,因為我的妻子是殘廢,我還有一個恰恰兩歲的孩子。」聽到他的話,我們全都哭得泣不成聲。

我們以最快的速度為他縫合了傷口,做胸腔閉式引流、吸氧、輸血等等,然而他傷得太重了。凌晨四點四十五分,他永遠停止了呼吸和心跳。多悲慘的一幕!我默默地為他致哀,為他祈禱,祈求上帝讓他的靈魂升天。

天已經漸漸發白,而槍聲還在斷斷續續的迴旋在北京的上空。從長安街和天安門開出的急救車還在奔馳向各醫院。又有一輛急救車,同時送來七個傷員,這一次又有四個死亡,四具血淋淋的屍體,全都是死不瞑目!我們輕輕地幫他們合上眼睛,推著他們去了永遠安靜的歸宿。

天已接近亮時,一位七十四歲的老爺爺被抬了進來。他的頭部中了一槍,這人已完全昏迷,生命危在旦夕。他身邊五歲多的小孫子用力拉著爺爺的手,大聲哭喊著:「爺爺,你怎麼啦,你怎麼不說話呀!」多可愛的孩子!可惜的是,這糊塗的爺爺為什麼偏偏抱著小孩子出來?為什麼要在他幼小的心靈種下這永不可磨滅的槍傷?!這千秋之罪,應該由誰來承擔!!

凌晨五點半鐘,槍聲漸漸稀落,在送到我們醫院的一百多名傷員中,有十六個已死亡,其餘大部分都身負重傷,住進病房。隨著槍聲的減少,急診室也漸漸地安靜下來,而此時的我們—所有的醫生和護士,精神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這究竟是為什麼?這血的代價由誰來償還?殺人的劊子手什麼時候才會有良心的發現?全世界的幾代人將如何評價這段發生在北京的悲慘歷史?!

此選讀摘自《未燒書》

作者 楊渡

出版 聯經出版

(部分內容經小編刪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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