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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紹華(上)— 看穿疾病裡的歧視與汙名

2020-03-30 15:28:43願景工程 郭琇真

劉紹華與四川彝族放牧孩童合照。圖片劉紹華提供
劉紹華與四川彝族放牧孩童合照。圖片劉紹華提供

今年除夕前晚,中國政府為了控制新冠肺炎疫情,斷然下令封鎖湖北省武漢市,消息一出,數百萬人倉皇逃難,坐困圍城的人們滿是驚恐與無奈。但疫情沒有因為封城得到緩解,長年在中國研究疾病與歧視問題的台灣學者劉紹華再也忍不住,在臉書撰文,直指中國凡事講求愛國主義,為了國家的「面子」眾人主動或被動地配合隱匿醜聞、批評外界質疑,才是疫情失控的癥結。

武漢封城半個月後,疫情在全球大爆發。起初,國際間以「Wuhan Virus」或「China Virus」稱呼此病,世界衛生組織(WHO)正式將疾病命名為「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呼籲各界使用正式名稱,避免汙名化問題,引發國內外大量網友揶揄。

劉紹華於中研院開講,主題聚焦她在中國的麻風研究,冷門議題罕見被人潮塞爆,彼此心照不宣地是想聽她對中國疫情的觀察;但當時她卻將對話的角色轉向台灣,和世衛站在同一邊,提醒台灣人稱呼「武漢肺炎」會加深汙名與歧視,同樣造成多人排山倒海反彈。

有人說,劉是怕得罪中共才改名;也有人反問—中國隱匿疫情,用地區稱呼此病有何不對?對此,劉紹華再度撰文解釋,受訪時也不改本色直言,台灣歧視中國、歐美歧視亞洲,這是一條「汙名歧視鏈」,若不打破,誰都可能是下個受害者。

她強調:「不管多麼厭惡中共政權與中國,那裡有眾多良善的人,需要外界支持與放下偏見。」

劉紹華為何這麼在乎疾病引發的歧視問題?這一切得從20年前說起。

柬埔寨開眼界 篤定研究愛滋

劉紹華先是記者,而後是人類學家,轉捩點就在 1998 年。那年柬埔寨舉辦第二次全國大選,時任香港《明報》記者的她,第一次踏上這塊陌生、滿是地雷的土地,看見戰爭在柬埔寨人們身上留下的傷痕。回台後,她毅然放下記者身分,加入「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前進柬埔寨,協助農村的小學做教育重建。

當時台灣對柬埔寨的印象既陌生又黑暗。柬埔寨剛和台灣斷交、與中國建交沒多久,外交部也尚未發展出用非營利組織拓展外交的方法,所以許多人總用先驅來形容劉紹華,她卻說:「無論是去柬埔寨,還是後來到中國做研究,我都說我永遠不是主流,只是跟著好奇心走,機會來了就去做。」

這半生,劉紹華傾注熱情在愛滋研究的領域裡,和柬埔寨也有莫大的關係。

柬埔寨歷經八年內戰和近四年的紅色高棉大屠殺(當時執政的柬埔寨共產黨為肅清潛在反對派,屠殺全國四分之一的人民),最終在 1992 年被聯合國維和部隊臨時接管,並舉行首次全國大選。然而,大量外國駐軍卻導致柬埔寨性產業蓬勃發展,婦女、幼童遭性侵的憾事頻頻發生,連帶使得這個還沒站穩腳步的國家,受到愛滋病毒的重創。

據統計,聯合國尚未駐柬的 1990 年,愛滋病患者約七十人。劉紹華到訪那年,愛滋病患者已有六萬五千多人。短短八年,柬埔寨感染人數爆炸性成長,和泰國、越南、緬甸等國並列東南亞重災區。

兩年後,劉離開柬埔寨,赴美攻讀醫療人類學。千禧年的末日狂潮在全世界翻攪,此時中國爆發震驚世界的「河南血禍」,上百萬個河南人因為賣血求生感染愛滋,當下她便決定要到中國做愛滋研究。

當時全中國關於愛滋病的人類學研究只有三個,劉紹華很幸運在朋友引薦下,參加在四川省涼山州的調研團,開啟了近十年往返美國、中國和台灣的研究之旅。

用無所畏懼來形容劉紹華一點也不為過。當時她對中國的了解幾乎是零,但因為生性直接,也不會因為無知而退縮,一股腦兒就往前衝。沒想到這些年在中國的探究,讓她寫出兩本生命之書:《我的涼山兄弟》及《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註:麻風,台灣多稱「痲瘋」。為避免歧視,台灣已將此正名為「漢生病」。)

鋌而走險上涼山

劉紹華現任中研院民族學所研究員。記者潘俊宏攝影。
劉紹華現任中研院民族學所研究員。記者潘俊宏攝影。

這些年來,劉紹華的生命與中國的涼山彝族、麻風醫生等人交織,她用人類學之眼和情感,與中國人交陪,才有機會讓外界一窺中國鮮為人知的面貌。

涼山位在四川省,是中國彝族(自稱諾蘇人)的自治州。 2001 年中國調查發現,諾蘇人口只占四川省的 3 %,罹患愛滋病的卻有全省感染者的六成;到了 2007 年諾蘇感染人數增加到 5990 人,原本疫情集中在首府西昌市、昭覺縣和布拖縣等三地,後也擴及全州 17 個縣市,成為中國愛滋重災區。

年輕諾蘇男性共用針頭注射海洛因,是造成當地愛滋病大流行的初因。毒品氾濫和愛滋病廣泛流行的雙重標籤,讓中國人一聽到諾蘇,便避之唯恐不及。劉紹華揣著這份好奇與困惑,上涼山爬梳,就在剛開始研究沒多久,她無意間踏入另一個受汙名、歧視甚深的疾病領域—麻風。

麻風是很古老的疾病,肆虐全球至少上千年,由於病毒會讓患者皮膚出現紅斑或白斑,導致患者喪失對肌肉的控制力,嚴重者會容貌變形、手足畸形,導致殘障,因而引發大眾恐慌。

2002 年底中國爆發 SARS,原本預計利用暑假到涼山做研究的劉紹華,被迫「困」在美國,直到隔年6月 WHO 將中國從疫區中除名,她才輾轉透過在麻風村進行教育工作的前記者張平宜,如願回到涼山;只不過,這回她先留在麻風村做田野調查了。

「當我回到原來做愛滋研究的鄉(利姆鄉),跟諾蘇朋友分享我在麻風村的經歷,他竟然警告我:『不要和旁人透露我剛從那回來。』你看這歧視有多嚴重。」她說。

愛滋與麻風都是深受歧視與汙名的疾病,沒想到在諾蘇人眼中還有高低。

中國衛教帶入歧視

有一回,中國政府在涼山舉辦愛滋病衛教宣導,當地諾蘇幹部向居民訓話時特別強調,「麻風不可怕,你們不應該怕麻風,應該怕愛滋」,讓劉紹華印象很深。她說,諾蘇人最怕三種疾病:麻風、結核病與狐臭;這三種疾病會傳染,因此族內禁止與這三種病人通婚。

在諾蘇的傳統概念裡,生病只有兩大原因,大部分和「鬼」有關,次之是靈魂走失;這邏輯和台灣的傳統俗名信仰很像。他們有麻風鬼、狐臭鬼,但沒有愛滋鬼。因為愛滋是新興疾病,在醫書、經書找不著,初期症狀發燒、水腫等病症,又和感冒相似。「因為無法理解,所以不會產生歧視。」她說。

從喪葬儀式更可窺見愛滋病與其他傳染病的差異。諾蘇人將死亡區分成吉死和兇死;老死、一般病死稱作吉死;車禍、意外死亡是為兇死。吉死者會在山上擇地火化、掩埋;兇死者則在河邊火葬,一葬完骨灰就迅速沖入河裡,還得做法事驅邪避凶。由於愛滋病死者被歸為吉死,所以劉紹華曾見罹患愛滋的諾蘇人仍與家人同吃、喝、住,顯見這疾病未受歧視。

劉紹華的田野筆記。記者潘俊宏攝影。
劉紹華的田野筆記。記者潘俊宏攝影。

不過這一切在 1998 年中國的愛滋防治計畫進入後,逐漸有了轉變。中國政府不斷向諾蘇人宣傳愛滋的可怕。2002 年,劉紹華首度造訪位在四川省涼山州的利姆鄉時,就親眼看見這座高山農村貼滿諸如「潔身自好」、「全社會打一場『禁毒防愛』的人民戰爭」等宣傳標語。

她說:「恐懼是一種經常性的衛教手段。」受中國防治計畫影響最深的,是在政府或學校工作的諾蘇人,以及頻繁與之接觸的年輕人。他們因為害怕,進而歧視愛滋病者。

近十年的田野調查後,劉紹華先寫了英文版的民族誌,再花兩年改寫成中文版《我的涼山兄弟》。她之所以如此堅持,是為了「平反」中國社會對諾蘇人鑿之甚深的恐懼與歧視。後來該書在中國遭到禁絕,但她仍在不同的場合,繼續說著涼山兄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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